苦力贸易与赊单制

19 世纪 90 年代，一个十七岁的少年在新加坡走下轮船。他身上没有钱，只有一个约定：店屋里的一个人替他付了船票，他要做工来还。

故事

对中国南部的千百万人来说，家乡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工作。东南亚的矿场和种植园需要劳力。挡在两者之间的是一张船票的钱，很少有人付得起。

一套制度填补了这个缺口。历史学者把到来的劳工分成两类。自由苦力自己付船费，可以选择在哪里工作。赊单苦力没有钱，由客头或雇主代付船费。抵达之后，赊单苦力要签下有约束力的契约，做工直到债务还清。英国驻厦门领事在 1896 年报告说，每年从那个港口出发的约 100,000 人当中，大约一半自己付船费，另一半由宗亲代理人垫付。

直到约 1910 年，来到马来亚的华人和印度移民当中，许多人甚至大多数人是契约劳工。大多数男子本来打算存了钱就回乡。单是新加坡，19 世纪 70 年代每年就接收约 50,000 名劳工，到 1900 年前后每年约 200,000 名。

艰难的一面，照实说。航程拥挤，又不卫生。有些赊单苦力被关在船舱里，或关在拥挤的客馆里，直到矿场或种植园的客头同意接下他们的债务。工资很低。1924 年，新加坡一名人力车夫每月大约挣 20 至 24 叻币，几乎不够糊口。这是一套严酷的制度，由大海两岸的客头和雇主建立，也为当时的殖民政府所容忍。它说的不是今天生活在这里的人。

也有伸出援手的人。1877 年，英国人在海峡殖民地设立了华民护卫司署（Chinese Protectorate）。第一任护卫司是毕麒麟（William Pickering），一位会说华语的官员。它的任务是管理会党，其中一个办法是让会党注册，也让政府有一个处理华人事务的渠道。到约 1910 年，契约劳工制已经式微，在之后的几十年里，情况慢慢改善。

今天还能在哪里看到

新加坡牛车水的宝塔街，当年苦力客头就在那里做生意。
港口市镇里的旧会馆和庙宇，由这些移民发展出来的社群所建。
按家乡方言拼写的姓氏，可以看出祖父来自哪里。
以“我祖父来的时候两手空空”开头的家族故事。

DNA 能说明什么，不能说明什么

DNA 不记得契约，也不记得债务。它说不出曾祖父是以自由劳工还是赊单劳工的身份来的。

地区估算可能显示您的一部分 DNA 最接近中国南部。母系或父系可能指向东亚。它们不能显示一个人从哪个港口出发、在哪个矿场工作，或者花了多久才还清船票钱。

DNA 不决定种族、宗教或土著地位。这些来自家庭、法律和文化。